選啥專業?“十八九歲只是學習階段,不要太過功利”
日期:2019-07-01 瀏覽 53

 近日,各省陸續公布高考分數線,接下來就是報志愿這一“頭等大事”了。在青年君看來,選擇專業這事兒很重要,因為對很多人來說,高考是改變人生、追尋夢想最重要的機會,填報志愿必須“慎之又慎” ; 但又不那么重要,因為高考也不是“一考定終身”,很多人在之后漫長的人生歲月里找到了自己真正所擅長、熱愛的方向。

  今天,青年君想和大家分享幾件大咖(很大很大的那種)選專業、換專業的逸事,他們有的從一而終,有的“半路出家”,但都不妨礙他們成為業界翹楚和國之棟梁。人生很長,慢慢來,不著急。

  魯迅

  1898年,18歲的魯迅,懷揣著母親多方設法籌措的8塊銀元,離開家鄉,進入南京水師學堂,后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。這兩所學校都是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,開設了數學、物理、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。期間,魯迅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,開闊了視野。

  魯迅在南京路礦學堂學習期間成績優異,畢業后獲得了官費留學的機會。1902年,他東渡日本,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,后來進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。魯迅之所以選擇學醫,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,改善被譏為“東亞病夫”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。只是沒過多久,他就改變了想法。

  有一次,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片中,魯迅看到一個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,一群中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旁邊看熱鬧。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,這使他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。要改變民族的悲劇命運,首要的是改變中國人的精神。于是,魯迅棄醫從文,離開仙臺醫學專門學校,回到東京開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、籌辦文學雜志、發表文章。

  后來,魯迅在散文《藤野先生》中回憶道:

 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,我已經到了東京了,因為從那一回以后,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,凡是愚弱的國民,即使體格如何健全,如何茁壯,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,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。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,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,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,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,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。

  這件事對魯迅的觸動極大,可以說是他“棄醫從文”的導火索。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,奠定了他后來作為著名文學家、思想家的思想基礎。

  胡適

  胡適是20世紀中國杰出的思想家和學者,但令青年君意想不到的是,胡適最初的專業卻是農科。

  1910年,胡適公費考取美國康奈爾大學。在出國時,哥哥專門從東北趕到上海為弟弟送行。哥哥特意囑咐胡適,要學點有用的,千萬別學什么文學、史學、哲學,將來不好找工作。胡適很聽話,到美國后,選擇了農科,決心扎根農業。

  胡適后來在臺大法學院的演講中回憶道:

  記得四十八年前,我考取了官費出洋,我的哥哥特地從東三省趕到上海為我送行,臨行時對我說,我們的家早已破壞中落了,你出國要學些有用之學,幫助復興家業,重振門楣,他要我學開礦或造鐵路,因為這是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的,千萬不要學些沒用的文學、哲學之類沒飯吃的東西。我說好的,船就要開了。那時和我一起去美國的留學生共有七十人,分別進入各大學。在船上我就想,開礦沒興趣,造鐵路也不感興趣,于是只好采取調和折中的辦法,要學有用之學,當時康奈爾大學有全美國最好的農學院,于是就決定去學科學的農學,也許對國家社會有點貢獻吧!那時進康大的原因有二:一是康大有當時最好的農學院,且不收學費,而每個月又可獲得八十元的津貼;我剛才說過,我家破了產,母親待養,那時我還沒結婚,一切從儉,所以可將部分的錢拿回養家。另一是我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農民,將來學會了科學的農業,也許可以有益于國家。

  胡適的成績很優秀,門門功課在85分以上。一年后,由于可以多選兩個學分,胡適又選擇了果學,主要就是種植蘋果。正學著帶勁,他突然發現,安徽老家沒蘋果,就連自己想去的膠東半島也沒有蘋果。就業無望,前途渺茫,胡適陷入了沉思。自己到底要學什么呢?此時,他想起古人一句話,那就是“性之相近,力之所能”,意思就是要根據自己的能力選擇自己的興趣。

  “性之相近,力之所能”也恰恰是美國大學教育所看重的,因此,胡適轉系比較順利,如愿轉到了文學院。胡適認為,不管社會將來是否需要,只學自己喜歡的。家人與朋友的意見,可以做參考,但還是要遵從自己內心的追求。果然,胡適在文學院如魚得水,肆意在文學的海洋里暢游。四年后,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,又成功報考了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,選擇著名哲學家約翰·杜威為師。老年的胡適回憶起這段經歷也曾唏噓不已。他告誡年輕人,十八九歲的年齡還只是學習階段,不要太過功利,要勇于追求。

  錢偉長

  錢偉長是中國近代力學奠基人之一,開創了中國大學第一個力學專業,為中國的機械工業、土木建筑、航空航天和軍工事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,被人稱為中國近代“力學之父”,“應用數學之父”。

  中學畢業后,憑借著中文和歷史雙滿分,錢偉長被五所名牌大學同時錄取,最終他選擇了清華大學歷史系。1931年的9月18日,日本發動了震驚中外的“九一八事變”,從收音機里聽到了這個消息后,錢偉長拍案而起:“我不讀歷史系了,我要學造飛機大炮,決定要轉學物理系以振興中國的軍力。”

  1940年,錢偉長考取了公費留學生,由于戰爭原因,被改派到加拿大留學。而后,錢偉長在多倫多大學學習彈性力學,1942年,錢偉長又獲得多倫多大學數學系博士學位。在1942到1946年間,錢偉長師從西爾多·馮·卡門,在火箭、人造衛星以及降落傘等領域進行研究工作。

  抗戰結束后,他放棄高薪研究崗位,回國應聘清華大學機械系教授,兼任北京大學、燕京大學教授,開創了我國大學第一個力學專業;就任上海大學校長27年間,不拿學校一分錢工資,也沒有自己的房子。順逆交替,榮辱數變,錢偉長的“力學曲線”始終圍繞著國家利益這一核心。

 費孝通

  費孝通被譽為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。出生于教育世家的費孝通讀中學時就表現出良好的文學天賦。大革命的失敗使費孝通意識到,歷史的發展可以決定個人的命運,個人無法與之抗衡。于是,他放棄了自己的文學夢,決定學醫,救死扶傷。

  1928年,費孝通到東吳大學醫學預科學習。在兩年的學習訓練中,作為學生會秘書的費孝通不僅埋頭讀書,還積極關注國家大事,組織、參與社會活動。“該不該學醫?學醫能不能成為自己一生安身立命之所在?”費孝通思考著這些問題,并得出結論——“人的病痛不僅來自身體,來自社會的病痛更加重要。”

  于是,他放棄了協和醫學院,毅然選擇了燕京大學。后來,費孝通由燕京大學考取了清華大學的研究生,畢業后又應導師史祿國的邀請去英國攻讀博士學位,并成為世界人類學大師馬林諾夫斯基的關門弟子。

  1938年,費孝通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《江村經濟》,英文名為《中國農民的生活》。《江村經濟》很快成為歐洲人類學學生的必讀參考書。費孝通步入世界人類學著名學者行列,1981年,費孝通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的人類學界的最高獎──赫胥黎獎。

  除了這些“半路出家”橫跨多界的大師,

  還有很多對所學專業“愛得深沉”的才子。

  幾十年如一日,“從一而終”。

  鄧稼先

  兩彈元勛鄧稼先是中國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,為中國原子彈、氫彈的研發奉獻了一生。

  16歲時,鄧稼先跟著26歲的大姐鄧仲先離開北平,輾轉來到云南昆明。不久,鄧稼先上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。1945年,他圓滿地結束了大學4年的學習生活,到昆明市文正中學、培文中學任教各3個月。抗戰勝利后,北大復員遷回北平,鄧稼先應聘當上了北大物理系的助教。

  1948年,解放戰爭的炮火響遍了中國大地,國民黨軍大勢已去。就在這一年的夏天,24歲的鄧稼先考取了留美研究生。有人問他怎么這個時候還去留洋?他回答了一句很有遠見的話:“今后國家建設需要人才。”

  在美國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學,鄧稼先攻讀物理系研究生。1950年,鄧稼先獲得博士學位,這年他才26歲,大家親切地稱他“娃娃博士”。取得學位后的第9天,鄧稼先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回國。

  1958年秋,二機部副部長劉杰找到鄧稼先,說“國家要放一個‘大炮仗”,征詢他是否愿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。鄧稼先義無反顧地同意,回家對妻子只說自己“要調動工作”,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,通信也困難。從此,鄧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對外聯絡中消失,他的身影只出現在嚴格警衛的深院和大漠戈壁。日復一日,年復一年,艱苦的工作,大量的放射性物質,一點一點地損耗著他的身體,但研究卻在一點一點地接近成功。終于,他最后簽字確定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設計方案。

  1964年10月16日,東方向世界發出一聲巨吼,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大漠上騰空升起,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!1984年,他帶病再次前往大漠深處,指揮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。鄧稼先幾十年如一日地研究核武器,攻堅克難,在最艱苦的黃沙戈壁中鍛造青春。他將年華與智慧獻給祖國,并給我們后人留下珍貴的精神財富。艱苦不忘求學,求學不忘報國。

  馮友蘭

  馮友蘭是新理學的創始人和新儒家的開拓者。他最重要的三部哲學著作為《中國哲學史》《貞元六書》和《中國哲學史新編》。這三部著作俱為鴻篇巨制,蔚為大觀。民國時期,馮友蘭就是飲譽海內外的著名哲學家,是近代中國以來泰斗級哲學大師。在西方學術界,他被認為是現代哲學史上“最先具備哲學史家資格的學者”,是西方人了解中國哲學的必經之路。

  1915年9月,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,開始接受較為系統的哲學訓練。1918年6月,馮友蘭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。1918年秋,任河南第一工業學校語文修身教員。在臨近畢業的最后一年,適逢胡適和梁漱溟二人先后來到北京大學任教,馮友蘭幸逢其會,受益匪淺,對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學,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關系啟迪甚深。1919年,馮友蘭赴美留學,1924年,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。

  季羨林評價他說,“道路并不總是平坦的,有陽關大道,也有獨木小橋,曲曲折折,坎坎坷坷。然而芝生先生以他那奇特的樂觀精神和適應能力,不斷追求真理,追求光明,忠誠于自己的學術事業,熱愛祖國,熱愛祖國的傳統文化,終于走完了人生長途。”

  汪曾祺

  汪曾祺被譽為“抒情的人道主義者,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,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。”1935年秋,汪曾祺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南菁中學讀高中。1939年夏,從上海經香港、越南到昆明,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。在西南聯大,汪曾祺開始寫作,開啟了他一生的寫作事業。

 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苦心經營的結構,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,平淡質樸,娓娓道來,如話家常。他寫風俗,談文化,憶舊聞,述掌故,寄鄉情,花鳥魚蟲,瓜果食物,無所不涉。

  關于寫作緣由,他曾寫過一篇《我為什么寫作》的詩,全詩如下:

  我事寫作,原因無它:從小到大,數學不佳。

  考入大學,成天泡茶。讀中文系、看書很雜。

  偶寫詩文,幸蒙刊發。百無一用,乃成作家。

  弄筆半紀,今已華發。成就甚少,無可矜夸。

  有何思想、實近儒家。人道其理,抒情其華。

  有何風格?兼容并納。不今不古,文俗則雅。

  與人無爭,性情通達。如此而已,實在無啥。

  汪曾祺一生經歷了無數苦難和挫折,受過各種不公正待遇,盡管如此,他始終保持平靜曠達的心態,并且創造了積極樂觀詩意的文學人生。汪曾祺愛美食、愛花草、愛戲曲、愛寫字、愛畫畫……并且還把這些都寫成了天真爛漫、趣味盎然的文章。幾十年來,寫作一直陪伴著汪曾祺,他和他書寫的世界始終保持著一種剛剛好的距離,滿懷情感地注視著它們,給予讀者最深的感動。

  高考試題也許只有一個正確答案,但人生卻有無數選擇。選專業固然重要,但又沒有那么重要。因為這只是人生際遇中的一個路口、一次選擇。

  青年君提到的風流人物已用自己的人生經歷告訴我們,不論是“半路出家”還是“從一而終”,都不妨礙你成人、成才。只要遵循內心的聲音,就一定會收獲屬于自己的精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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